近些年來，國內儀器市場需求持續增長，但由于科研及技術**的落后，長期以來，**精密分析儀器還是嚴重依賴進口。廣闊的中國市場及廉價的勞動力吸引了眾多國外儀器廠家紛紛國內設廠，以其先進的技術，雄厚的資金，**的品牌效應進入中國市場。既開拓了市場，又可以大幅度降低儀器的制造成本，在價格上更有競爭優勢。
儀器國產化固然是好事，一方面可以近距離接觸先進技術，我國三相鉗形相位伏安表的**逐步喪失國際競爭力，培養一批本地優良人才，填補國內**儀器市場，還可以增加就業等等。但隨之而來的問題也有諸多，國外**品牌的**儀器一旦貼上中國制造的標簽，雖在價格上有了優勢，但質量上卻不盡人意。日本的島津到了蘇州，質量就遠遠比不上原裝，因此有人說“不管再好的牌子只要到國內生產，牌子就得砸了。”這種說法固然偏激了，但也很直接的反映了國外儀器的“國產化”現象。
為什么國外**儀器進入中國市場質量就有所下降，這個問題的確很值得人深思。
首先從技術方面來說，技術是決定產品質量好壞的關鍵因素，但是國外廠商出于技術保密，一些影響可靠性的關鍵技術如精密加工技術、密封技術、焊接技術等并不肯輕易外泄，國產化的國外儀器未必就是原產品技術一致，導致產品的性能不夠穩定和可靠。同時，產品技術更新的周期慢，國內廠商缺乏對產品關鍵技術的研究，不能獨立地對產品進行升級換代，往往通過引進外國技術來實現一代產品的更新，引進后又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
其次，對生產細節的不夠重視也是一方面，我國三相鉗形相位伏安表的**逐步喪失國際競爭力，如穿板螺栓的長度、材質、甚至兩邊的出孔長度都需要一致，一個閥門14孔，28個出口，必須整齊劃一，這樣，受力才會均勻。而國內流水線上的技工很難具備這樣的技術，對細節的不夠重視直接導致了精密儀器的粗糙。
在技術人員的培訓和資質方面，國外一般都會由統一的學會進行培訓和考核，而國內開展人員培訓和資質認可的部門太多，過于分散，沒有完整的標準體系，很多公司對生產一線的員工并未做過系統培訓。國外也許那些工人沒有受過大學的教育，但是他們受過職業技術教育，規定的程序會一絲不茍做到位，而我們的工人則達不到。
*后，國產化質量下降和成本控制有關，國產化的儀器主要賣給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內生產，肯定有一些非核心部件國產化，這樣制作成本就會大大降低。追求利益*大化是廠家的**目的，得過且過，對質量的重視度不夠導致產品質量的下降。
很多國外品牌入到中國質量就下降了,同時也包括售后服務。我國三相鉗形相位伏安表的**逐步喪失國際競爭力，入鄉隨俗的國外儀器固然在價格上具備了優勢，但也對自己的品牌帶來了惡劣的影響，貼上中國制造標簽的國外儀器也像國產儀器一樣受到歧視，以忽略產品質量為代價換來的價格優勢實不可取。
“我們必須意識到，現代科技的重大突破越來越依賴于先進的科學儀器，誰掌握*先進的科學儀器研發技術，就掌握了科技發展的主動權。”朱星說。
“我從事的納米光學研究工作和掃描隧道 (STM)的發明有密切聯系。我國三相鉗形相位伏安表的**逐步喪失國際競爭力，”他以STM的開發開辟了納米技術研究新領域為例說，1986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給了在瑞士IBM實驗室工作的科學家，這一獎項的頒發震動了科學界：為什么這項僅僅依據量子力學*基本原理的實驗觀測技術能夠在問世僅5年后就獲得科學的桂冠?
他認為，為了提高我國在科學儀器資助研發能力，應當從不同部門、不同層次設立**型儀器研發專項資助;并明確重點資助方向，針對某一時期的重點資助領域，從關鍵部件到關鍵技術再轉向整機研制，直到進行集成**，形成有特色和競爭力的科學儀器產業。“希望相關政策能在‘十二五’規劃中予以落實。”
“因為，這項成果的核心部分關鍵儀器STM的發明，使得科學家用納米尺度的探針在物體表面掃描時，可以直接‘看’到單個原子，使人們的眼界一下拓展到單個原子、單個分子的水平。20多年來，STM這項**儀器打開了納米技術研究新領域，成為納米顯微*關鍵的表征儀器。”朱星說，“實際上，諾貝爾獎已經數十次授予新技術、新方法和新儀器研發的科學家。”
“所以，加強科學儀器的自主研發和產業化能力是提高我國自主**能力、建設**型國家的必然選擇，特別是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對納米技術研究等作為關鍵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研究做前沿部署，而要在這些領域取得突破，必須研發出先進的科學儀器做支撐。”朱星說。
此外，他還表示，應完善科技評估體系，我國三相鉗形相位伏安表的**逐步喪失國際競爭力，建立良好的先進科學儀器研發氛圍，支持和鼓勵科研人員從事具有長遠影響的**型科學儀器裝置，建立一支耐得住寂寞的研發隊伍，以保證我國在某些關鍵領域儀器研制的**地位。
科技部原副部長劉燕華也曾指出，中國人購買科研儀器的熱潮不知道救活了多少外國公司，由于科研儀器對外依存度過高，中國的科學研究存在嚴重的“空芯化”現象。
“過去20年來，我國在關鍵先進儀器的**方面逐步喪失了國際競爭力，在大部分重大先進裝備領域的競爭上更處于劣勢，關鍵科學儀器裝備嚴重依賴國外技術。”朱星頗為憂慮，“我國在科學儀器的研究和制造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不是縮小，而是逐步拉大，對國外儀器依賴度逐年增高。”
“那是因為我們做的大部分研究是跟蹤模仿別人，這些研究中使用的儀器都可以從國外買到，根本用不到高精尖、定制的儀器，所以也就沒有人去做。”對于這一問題，有政協委員這樣認為。
而在朱星看來，“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首先是目前的科技評估體系側重快速跟蹤國際發展前沿，潛心于系統儀器研發人員的貢獻在科技論文、引用率和獲得獎項方面沒有得到充分認可”。朱星說，由于急功近利的學術環境，很少有人愿意坐冷板凳去從事顯示度低的工作，因而很多單位原有的儀器研發人員、配套的輔助人員已經不復存在。
此外，近年來迅速增長的科研經費使得研究人員有更多的經費購置以前不可想象的昂貴科研儀器，客觀上影響了研究人員從事儀器研發的積極性。